第九章 造就

国人向来有傻呵呵追时髦随风走的毛病,如果寻求历史,绝对够倒到清朝的。

京城人也不例外,想的是天子脚下,首善之区,什么都得赶在最前头,只要时兴就不能错过去。

就这样,大家就一起追了一拨又一拨的流行风,追了这个又追那个,生怕自己一不留神就成了“土老帽儿”。

穿衣、吃饭、居住、出行、甚至健康娱乐,方方面面没有不追的。

当然,这里边多数人都是不过脑子的瞎跟着,几乎全是盲目地学,费劲赶时髦儿的主儿。

甚至还有人不惜做一些“老黄瓜刷绿漆”的事儿,弄出来乐儿可是忒多了。

比方说吧,一个老爷们儿没事再马路边溜达,忽然间前面排了一长串儿人,于是这位什么都不问,排着。

挨到头才发现,原来是排队上厕所的,他还排了女的那个队,怪不得一堆人回头看他呢。

而究其原因,其实这种现象不外乎是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盲从心理在作怪。

俗话说得好,“过河随大流,淹死也不屈。”

我们的老百姓心理没准主意的时候,就习惯逮谁跟谁走

何况经历过“大跃进”和“特殊的十年”,大家做事的方式也变得更加极端化了。

习惯了非白既黑,非此即彼。

干什么都讲究一步到位,不能有丝毫犹豫,必须立场鲜明,根本不存在过渡。

而且价值观里“少数服从多数”,和“法不责众”的意识占据绝对上风。

那么只要有人群在,就一准儿能形成氛围,而一有氛围,就能掀起铺天盖地的声势。

所以广告对我们的老百姓就特别管用,我们老百姓也就特容易被忽悠。

真要想改变这种常年固守而形成的心理缺陷,实在是任重道远。

不过什么事儿也得两说着,这种现象倒也能折射出我们的老百姓,无论在生活和精神多么苦难的环境里,始终拥有追求新鲜事物和美好生活的热情。

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热情,不断地创造流行并使之商业化,人类才可能使其思维更加活跃。

或许正是因为我们的老百姓永远有这样的信心,并坚持参与各种各样的变革,且积极地与时俱进,才是我们国家富强的真正内动力。

说到这一点,能看得见的最有力证明,就是随着改革开放,1982年的流行频率和流行种类增多了。

而且和过去还有了很大的区别,就是这一年,几乎每种流行都跟商业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了。

反倒是像过去打鸡血、喝红茶菌、刷墙围子、酒杯做台灯、胶片做灯罩、玻璃丝编制、糖纸串门帘,这样无需什么花费,重在参与的流行,很少见到了。

简短结说一句话,那就是眼下的时髦啊,都开始变得和钱有关了。

比如说服装吧,进入了五月份,京城也开始像沪海一样,逐渐流行起百褶裙和无袖的连衣裙来。

今年的裙子特点是上衣因表现形体美而变得紧身了。

而且都是服装厂的成衣,没人再自己做了。

从服装的材料上看呢,人们也一年比一年更加挑剔。

两年前流行的“的确良”面料现在彻底歇菜,已经完全没人穿了。

不过作为服装夜市来讲,这次商机并没有及时抓住,这些裙子都是大商场在热销。

其中的主要原因,一是洪衍武作为掌舵人没及时反应过来。

二是因为花城根本是港式服装的天下,这样的裙子就没有流行起来。

好在他们这伙儿人也不亏,因为洪衍武初次去“花城”就曾有吩咐,让“大宝”和“力本儿”等天气一热,千万别忘了从“十三行”大量购进折叠花伞。

这俩小子都记着这事儿呢,一点不敢怠慢,老早就开始谈货源。

于是一过“五一”,数以万计的,好几个集装箱的货先后运到了京城。

此举竟然无心插柳,成功地在京城掀起了一场“花伞热”。

雨伞也能流行成风?

说起这事儿,恐怕许多人都不信。

可要知道这是什么年头!

这个时候的北方,国人还大多用着黑色布面的大雨伞。

顶多也就还有个绿或蓝,全都统一长长的伞杆儿。

当拐棍儿是合适了,可要不是天气预报说有雨,谁出门也不爱带它。

反过来,折叠花伞就不一样了,那是从香港、台湾传进来的新东西,只有沿海地区花城、福州和沪海有几家工厂可以生产。

别看这种伞此时的样式还只是两折,但伞把一抽就短了一半,已经够装进包里的尺寸了。

而且最关键的,是那些难看的伞布,变成了绚烂多彩的花伞面。

得,这一下好了。

不管下雨不下雨,只要出门,姑娘们就乐意从包里拿出伞举着,美其名曰“挡太阳”。

于是不但街上有了撑着花伞的大姑娘们,摇来摆去的一景儿。

这伞也就从此有了个别名,叫“遮阳伞”。

另外除了东西好,伞的价钱也不贵啊。

洪衍武他们可是大批量吃进的货,运输又走铁路物流集装箱,成本就特别合适。

像花城本地生产的外汇套购伞原本是八块的批发价,“十三行”给他们降到了七块五。

此外,还偷着批给了他们一万六千把六块九的香港伞。

货到京城后,洪衍武又是统一按九块钱一把批下去的。

这一拿到市面上,个体户们再按十一块钱的官方出厂价为基础来零售,当然就会显得很便宜。

那么既然东西时髦、新颖,又赶上了时令,价钱还不贵,那老百姓就不可能不买账,这股风很顺利就“刮”起来了。

开始的时候,纯靠零售,平均每天服装夜市能销掉差不多小两千把。

秀水那头,即使高价坑老外,也能出个一二百把。

后来又有精明的小贩从服装夜市这儿,十把、二十把的批发。

结果到了六月中旬,每天的出货量竟高达三四千把,就这样一直卖到了七月下旬,总共销出去二十二万把之多,京城这边都把“十三行”买断货了。

最后走的一批,有不少伞还是“十三行”从当地“罚没走私商店”里搞来凑上的。

当然了,折叠花伞一短货,行市也就上去了。

到最后,花城这边批发价比一开始高出近一块,油水已经不大了。

而这时候京城的商场里也能见到大量沪海生产的折叠伞了,那么已经狠狠捞了一大票的洪衍武正好顺势收了手。

才三个月啊,这小子就从伞上捞了三十六万,实在是甜的不能再甜的好买卖了。

但这还不是他唯一的收获。

因为到了这个时候,服装夜市所有的摊位他都已经出租出去了,就连刺儿梅也把一个摊位租给了别人,一边拿着租金,一边做买卖。

因此这种情况下,洪衍武很干脆地又玩了一出黑的。

他借着伞热卖让上上下下都挣了钱,就势把租金提高了一倍。

具体要求从八月起,摊位费涨到1200元每月。

而市场两头的十二个摊位还得单算,涨到了1500元每月。

这也就是说,从此之后他每月就能白白收入70800元的租金。

如果刨去税金管理费和兄弟们的分润,他个人光在这块,就能吃着三万五千块。

不用问,这事儿一出,让所有的个体户们是哗然一片啊。

当然,这种反应也是呈两极的,洪衍武自己人肯定是乐得冒了鼻涕泡了。

想想吧,今后每月供奉又翻一倍,白躺在家里都能挣五百块。

最关键的是,以后的租金,肯定还会随行就市不断上涨。

这不比自己干买卖划算多了?

简直应该在家给洪爷立生祠,每日上香跪拜了!

而反过来花钱租摊位的,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他们就像叶圣陶《多收三五斗》中描写的农民一样,感受到了一种突然而至的打击,和事与愿违的失落。

几乎个个心里骂娘,抱怨和牢骚那就多了去了。

但尽管如此,也没一个想退租的。

毕竟谁都看见这里的油水了,租金再贵能挣出来啊。

要真不干了反倒是连一杯羹也分不到了。

哎,谁让铺子是人家的呢?

于是,这帮人还得照样老老实实交租子,别无选择地成了洪三爷的“佃户”了。

就这样,自1957年至1982年为止,京城已经彻底消失的剥削阶级,竟又被洪衍武以一己之力,批量造就了出来。

五十几个人,就像特需加盟商一样,成了第一批与他分享租金的小业主。

而更为不公平的是,这一年几乎同一时期,在个体经济的源发地温州,还发生了著名的“八大王”事件。

八个行业领头人因为买卖干的太好而被列为严重打击对象。

一时间,此事闹得沸沸扬扬,对私有经济的容忍程度和打击力度,也成为了国家层面与民间的争论焦点。

其实与之相比,洪衍武的“原罪”显然更重。

而所谓的温州“八大王”,就是绑一块,资产恐怕也没他一个人多。

可谁让他是重生人士呢?脑子又精明得很。

一没雇工,二没直接经营,三没把钱存银行,隐藏得深着呢。

这不,谁也没注意,在“改革”这个仅仅才注入了两寸水量的大池塘里,竟然在犄角旮旯,卧着他这么一个贪吃的玩意呢。

而且一天天的在偷吃、在养肥、在壮大。

那对于后面再进这个池子的小生物们,未来的处境,显然就不很美妙了。

说实话,从生态上考虑,真的不平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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