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7章 兵临城门 3

只有李少兴和那个传令兵还活在弹坑里。面前的敌人,还在干稻田里往前爬。李少兴嘶哑地对传令兵说:“你没用了,快去报告营长,就说我阵亡了。我掩护你走,快走!”见传令兵不动弹,李少兴就挥拳砸过去:“快走,你他妈的要活着为我报仇!”传令兵耐不住,就撒腿向后奔去。

传令兵爬出倒尸一片的散兵坑,顺着残断的交通壕,匍匐前进,约莫向后走了30公尺,听到身后传来手榴弹爆炸声,转头看时,见李少兴挥臂抛着手榴弹,已跳出了炮弹坑,敌人几十个蜂拥而上,他和日军打成一团,他在用他的国术技能与日军肉搏,最后是一声轰隆,大概是李少兴拉响了仅剩的一颗手榴弹。“李排长!”传令兵哭着跪在地上,捏拳猛烈地向泥里砸去。在伟大的行为面前,普通的人不是惊奇地为其折服,就是痛惜地觉得自己羞愧难当,而这位传令兵则兼而有之。

西门正面阵地插上了太阳旗,这股日军就和从渔父中学方向进攻的日军合流了,在大西门口坚守的第9连另一个排立即就感到非常的吃力。地面的日军百余门炮继续猛轰,天空中的6架飞机不歇停地盘旋投弹轰炸,在烟幕弹的掩护下,日军波状部队再一次发起了冲锋。这种危急情况,如不及时解救,西门就可能被日军马上突入。

在营部指挥所里焦虑万分的宋维钧代营长向炮兵团金定洲团长求救:

“咱们的山炮弹都打完没有?能不能给我打几发解解围?”

当时金定洲带着他的8门苏制山炮全集中在西门方向。开战以来,金团长的任务虽然没有像步兵团那样十分的明确;但实际上他是余程万师长的一只备用的拳头,哪儿紧急就伸出去狠狠地捶哪儿一下。所以他又像是游击式的流动炮群。别看他只有8门炮,千把发炮弹,但发挥的作用却极其可观,从炮打波式阵,到封锁南岸江面,尤其是阻制日军往水星楼增援,均立下了赫赫战功。但炮弹是打一发少一发,它不可能下出“蛋”来,打到最后,终于是处在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余程万知道74军的家底,这几门炮可是王耀武的宝贝疙瘩**,配属到第57师守常德时,王军长甚至都对金定洲说过这样的话:宁可把人都打光了,也要保住这几门炮!所以,当时估计西门方向可能有空隙突围出去,余程万就令金团长率全团集中在此,伺机先行撤离,一切都为了保全这几门炮。但到了西门,城垣战已开始,他们已经插翅难飞了,人都无法脱身,更何况这几门巨大笨重的苏式山炮!

步兵渴求炮兵的支援,几乎已成了下意识的情结,望着眼皮子底下的这几根炮筒子,宋维钧明知没有炮弹,它们已成了“瞎****”,可脑门一急,还是习惯地脱口就问:有没有炮打?

但宋维钧万万没想到,金定洲团长回答:

“我还有最后5发炮弹,我因为要留到最紧要的时候,所以还没有打光。”

“什么?”简直像出现了奇迹,宋维钧的眼睛睁圆了,放亮了,他差点没把金团长举起来山呼万岁。“哎呀,我的团座大人,你可真行啊,还有5发炮弹,你可救了命啦!”宋维钧摇着他的肩膀:“那就给我打吧,别再等了,快开炮吧!”

金定洲不敢做主,因为这最后5发炮弹实际上是余师长控制的,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能动用,包括金定洲都不行。他拿起电话来请示。正好是余程万本人接的电话,听到了西门的危险状况,他二话没说,就命令了一个字:

“打!”

放下电话,金定洲就亲自去炮兵阵地指挥发射。

宋维钧兴奋极了,出了指挥所,就往第一线的散兵壕跑去。他想只要炮兵把敌人的波状队打散,他马上就带弟兄们冲上去肉搏,把日军的冲锋线起码压退它50公尺。

猫着腰的日军士兵在慢跑着往阵地这边逼近,宋维钧屏住呼吸,等待着炮弹在敌人群中爆炸开花,手下的士兵也一个个睁大了眼,盯着前方,仿佛眼睛要喷出火来。

可左等右等,却迟迟听不见炮响,眼见着敌人的队伍越来越靠近,宋维钧急得不禁大喊起来:“开炮呀!金团长,你怎么不开炮呀!”

原来,金定洲到了炮兵阵地,炮兵观测员测量了距离,向他报告说,距离太近了,敌人的位置已在炮弹发射的最短距离限定之内,如果一定要开炮,那么他将无法保证效果。看得出,这个观测员已经有些心惧,他犹豫着不敢对炮手下达指令。

金定洲说我来,他就自己观测,确实,距离太近了,那么只有作零距离射击了。所谓零距离,就是在第一线将炮的射程减到不能再减的程度,炮口的度数,也是缩到不再缩的尺度。这种射击法,有很大的危险性,若是使用不灵,不仅炮本身会发生炸膛,而观测不准还可能炸到阵地上的自己人。打还是不打?金定洲做了几秒钟的考虑,这几秒钟的思维完全和生命有着直接的关联。打!最后他还是毅然作出决定:“一切后果由我负责!”

金团长亲自指挥着两门山炮都填了弹,他先在一门炮旁极细心地观测准确,他把在日本学来的技术全还给了日本人,然后按着零距离的射程诸次发出指令——“开炮!”

“轰隆”一声,白烟射入天幕。

他目不转睛,望着那弹着点的地方,他估计正是鼎新电灯公司过来,北汽车站过去,日军冲锋队伍最密集的干旱稻田地里。身边的电话铃响起来,他蹲在地上,拿起话机,听到宋维钧在高兴地说:“金团长,打得好!射击得非常准确,第一波的敌人打散了。”

金定洲放下电话,又照前法,放了第二炮。这种零距离的奇袭在日军那里显得很意外,他们没有料到****沉默了许多天的炮声,又莫名其妙地响起来。正在狐疑徘徊之际,宋维钧的逆袭部队冲了上去,一阵喊杀喊打,日军不摸虚实,就掉头先退了下去。

和尔联队长气得火冒三丈,大骂中国人“狡猾狡猾的”。但气尽管气,他却格外谨慎,布上照一和中畑护一两位联队长的死,提醒他对这支****守城部队,千万不能逞一时之勇,要富有耐心,要不惜工本地一点点磨,他就不相信一个师的中队,已经打了七八天,还能有多少时间和多少实力磨下去。“嗯,先停止进攻。”他下令。他让随从搬来一张渔父中学校长坐的大靠背椅,放到学校操场的观礼高台上,遥望常德城的大西门,他要看着这道城门从他的眼里消失,他命令炮兵:

“轰,给我轰!”

“轰多少时间?”参谋官问。

“不定时间,轰平为止。”和尔冷酷地回答。

金定洲的两发炮弹,招来日军几百倍、几千倍炮弹的报复。大西门地段顿时火光、白烟冲天,如果那时航拍一张照片,还会以为是一个火山**发的奇观。

大西门的城门城墙的确被和尔联队的炮轰平了,但金定洲的8门苏制山炮当时并没有被日军的炮火炸毁,销毁大炮是金定洲和炮团的弟兄,含着泪,自己动手干的。

1992年笔者在常德采访业已结束,临行的时候,突然在一本无关的文史资料书籍上看到了李凤林的名字。关于他的介绍有几行文字,大意是说他曾任国民党74军军炮团中校副官,参加过常德守城战,现系常德市搬运公司退休工人。

要找到一个参加过常德会战的幸存者相当不易,我赶紧拨通了搬运公司的电话,工会主席告诉我,的确有这么个退休工人,关于他的经历不太清楚,如果想找他的话,可以到公墓对面的小巷子里去问,他曾经在路口摆过打汽枪的摊子,许多孩子知道他。

离返长沙的空调大巴开车时间还有几个小时,我没有犹豫,立即拦了一辆“慢慢游”,向城东的公墓驶去。

“慢慢游”,多好听的名字,常德城内环境优雅,没有到处喷着油烟的营运摩托和出租,也没有乱停和乱喊的中巴,在遮天梧桐相夹的大街小巷四处可见的是这种人力脚踏三轮。因为脚踏,所以慢,故称“慢慢游”,但它车身上的包厢装潢得极其漂亮,四壁贴墙纸,还有挂帘、小窗口,甚至美人图。黄昏夜晚,常德的俊男艳女喜欢坐在“慢慢游”里谈情说爱,一边情意绵绵,一边欣赏街景,极富浪漫色彩。

我坐着“慢慢游”去找李凤林老人,心想这是两个时代的重叠,而重叠产生出来的效果,往往是一种惊人的反差。

按照工会主席的指点,我果然很容易就找到了李凤林先生。他对我这个穿着解放军制服的作家来访颇有诧异,但他很快就适应过来,请我坐在一张矮凳上,屋里简陋的能让我坐的也就是这张矮凳子。虽然我不愿用“贫民窟”来形容李凤林先生的住处,但实际上用这个名称是比较恰当的。

李凤林现年72岁了,东北锦州人,“九一八”事变后逃出来参加国民党军队,一直在第74军炮兵团,一直跟随金定洲当副官。东北人口齿清楚,表达能力强,所以我绝少提问,任凭老人开“无轨电车”。

你问我为什么没回东北老家?哎呀,娶了常德的媳妇呗。那时候我当炮兵军官威风着呢,年轻,穿美式军装,走到哪儿都有姑娘对我含情脉脉的。我随军炮团驻过上海、南京、武昌、南昌、长沙等好多大城市,也跟不少姑娘约会过,但真正中意的却没有,并不是我的条件高,而是我觉得没有合适的。怪了,我随金团长带了炮团的一个营到常德协助第57师守城,驻在南站老百姓的民房里,才几天,帮着替房东疏散,就认识了我媳妇,我一见就觉得她人不错,就喜欢她,她好像对我也挺有好感,但当时要打仗,匆匆说了些家常话,就分手了。

打仗时,天天在炮弹子弹堆里滚,谁知道活得了今天,明天还能不能活?我们的炮弹打光后,全改当了步兵,打到最后,已不分长官士兵了,全端着枪上前沿拼,晚上看不见人,有时候伸出手去摸,摸到戴棉帽的就是自己人,戴钢盔的就是日本人,是日本人二话不说就用刺刀捅,谁快谁就把对方捅死,你说,在这样的环境中,咱还想什么媳妇?没想到我活下来了,把日本人赶跑了。常德光复后,老百姓又陆陆续续地回城,我媳妇也回来了,咱俩在街上碰见的,她惊奇张口便问,怎么,你没……后头的话不说我也知道想说啥,你没死呀?我没死她很高兴,我俩就去见了她父母。我们结婚的证婚人就是金定洲团长,金团长对我媳妇说,嫁给炮兵军官可就不能呆在家里了,要跟部队跑,我们炮团东北人,可能最后还是要回东北。我媳妇当面说,好。但到了晚上,她对我说,两个兄弟全被日本人打死了,她去了东北谁照顾父母?我说我也有父母呀。她听了后没吭声,后来咬咬牙,说,我跟你去东北。这是我出来后第一次说要回东北。

1948年,我们炮团在山东和解放军打仗,结果打输了,我们活着的人都成了俘虏。解放军把我们分成愿留下的和不愿留下的,不愿留下的发路费回家。我和我媳妇就领了路费,到了徐州。当时我们又面临着一个选择:是去东北还是去她家湖南。我问她,她小声说,去东北吧。可最后买票时,我几次张不开口,最后,还是我主张买了两张回湖南的车票。既然是解甲归田,在常德这地方先住上段日子也无妨。可没几年,我就被作为国民党反动军官揪了出来,关在黑房子里审查了几个月,最后一脚踢出来,成了受管制的‘四类分子’。

我没了工作,又不能靠我媳妇,她要带几个年幼的孩子,靠什么糊口呢?我就在城里到处转,找那些没人干、最脏最累最苦的活,可人家一听说我是‘四类分子’都不敢收。后来,我就在沅江边上替船工拉纤。因为我是炮兵出身,拉过炮,所以能拉纤。那时成天坐在江岸的石头上,等船民来喊你,先给你两块钱,忙跑着回家去交给媳妇,然后就拉着船往上游走,一走就是两天两夜。等回到家,钱早用光了,还得起紧再去江边拉。那日子太苦了,简直有些难以活下去,我媳妇就对我说,算了,反正我父母亲都死了,回你的东北老家吧,兴许那儿能活得比这儿好一些。我说行啊,先给老家去个信吧。这是我第二次想回东北的家。

待我落实政策的时候,刚好我媳妇过世。她跟着我没过一天安稳日子,她含辛茹苦、担惊受怕了一辈子,就是到死,我都没有钱来给她安葬,只是送到火葬场草草地火化,凑钱买了个最便宜的骨灰盒拿回来供在家里。没有办法,这是命,我们无法抗拒。守着媳妇的骨灰盒,我常常是一坐就半宿,两个女儿来劝我,爸,你带我们回东北的老家吧!我当时真的动了这样的念头,叶落归根嘛。这是我第三次转回东北的脑筋。

我想回东北,说起来还不止这几次。我一直说要回去,要回去,可总也没能回去,这是为什么呢?”说到这里李凤林老人停顿了,面部表情浮现出一种苍茫的神色,他的思绪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揪住了,并一点点地冉冉缥缈出来。我虽然已经全身心地进入了他所提供给我的回忆之中,但此时此刻我还是被他的这种慢慢凝固起来的神情,隐隐地震撼了,我预感到他将向我昭示出一段我们鲜见的生命曝光。

“炸炮,你知道吗?炸炮!”

我沉重地点点头,说:“我知道,你们在常德守城战的8门炮全是自己

炸掉了,是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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