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章 煎饼花儿(2)

我家世传中医,算识文断字了。可父亲初中毕业即辍学。我出生那年(1942年),天灾肆虐,因为连煎饼也吃不上,父亲只好将祖房抵了高利贷。上无片瓦、下无立锥之地。摆在争食煎饼花儿的诸兄妹面前的前程,或许是推车卖浆,或许是肩挑青菜,或许是烙油饼、卖煎包,如那花白胡子……

沧桑之变,解放了!土改中房子回来了,读书的权利也获得了。破屋足蔽风雨,兄妹你追我赶,大的读,小的也读;男的读,女的也读。“砸锅卖铁也供他们上学。”其实母亲有多少锅可砸?我们上学,靠的是人民助学金!

春苗逢喜雨,一日长三寸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,瓦蓝瓦蓝的天。

生活稍稍好起来,来了母亲之谓“大乱钢铁”。曾点过哥哥姐姐名的中学校长向同学们宣布:“两年进入!”

我是高中生了,已懂得两道加法:马克思的——=物质极大丰富+觉悟空前提高;列宁的——=苏维埃政权+电气化。

现实生活与导师的“加法”却分道扬镳了。

“电气化”了:家中电灯的光亮令罩子灯退避三舍。只是我们都失却了争光抢亮的兴趣,在为“小高炉”夜以继日搞运输。什么XYZ,什么氧化还原反应、卷舌音,全丢在九霄云外!我曾一宿搬三趟砖,一次两块,行程四十里,食堂也实行“”了,地瓜蛋随便吃!于是,我有了一道新加法:=一宿搬六块砖+敞开供应大地瓜。只是我的胃不作美,吃地瓜吃得直冒酸水。于是我不无向往:什么时候吃上碗有油有盐的煎饼花儿,这“”竟不要也罢了。

母亲的锅终于砸了。并非为了卖铁供子女上学,而是装进老太太们自制的坩埚中炼“优质钢”。结果变成了一推青不青、红不红的海绵铁。

等到中学校长预言到来的岁月,地瓜已变成了“高档商品”。我们堂堂高等学府竟供应起狗都不予问津的“代食品”来。好在有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替我们承受“x分天灾,x分”的重压,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提高了大学生的助学金、伙食费,大学里竟没有出现饿殍。在浮肿病刚刚退去时,戎马终生的陈毅元帅又在广州会议上号召大学生向科学进军,振臂一呼,应者云集。我和哥哥姐姐都在家门口上大学。周末回家,又争抢台灯下的有利地形,有的读原子物理,有的钻高等数学,有的读《文心雕龙》……

那年考过了头一门课,母亲炒了些煎饼花儿,给三个吃够了“瓜菜代”的大学生过“开斋节”。大家边吃边议论考试。我因为把托尔斯泰的生卒年月答错了,俄苏文学史能否得“优”?颇犯嘀咕。三哥又来讪笑我:“这叫旗开失败,马到垮台。你就是吃饭数第一,瞧,‘这饼真香’!”

我的脸“腾”地红到耳根,仿佛又看到那幅捉弄人的漫画,那啃油饼的大豁牙。在我们这些读书人看来,学业上不能争光,是比懒与馋,更为见不得人的。

物换星移,逝者如斯。一九七○年,我那个见了煎饼就咧嘴哭的妹妹从医学院毕业了。她是七兄妹中第七个大学生。我们则是回族医生家第一代大学生。我们七人都曾抱着玫瑰色的理想去日夜攻读考大学。有的向往亲手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;有的企望成为当代的扁鹊、华佗,妙手回春,起死回生;有的憧憬下笔绣辞,扬手文飞,为民族文化平添春色。进了大学,更是人人矢志握灵蛇之珠,个个力图抱荆山之玉,五年寒窗,胼手胝足,朝咏外语于晨熹中,暮诵文献于华灯下……

然而,十年浩劫,国难民忧:造反有理,读书无用;“生儿不用识文字,斗鸡走马胜读书”;“案后一腔冻猪肉,所以名为姜侍郎”。我的大妹妹是学自动控制的,毕业时因为是“的党员”,被贬到县城,分配当售货员。据说,卖无线电元件对于工业大学五年制毕业生,仍算“专业对口”!我们另外的人呢,或靠边站,或当“老牛”,或干“火头军”。一言以蔽之曰:臭老九。泰然独坐,百忧俱至;瀹茗对谈,哀愤两集:你的计划成了水中月,她的打算变为镜中花,我的劳动付诸东流水……我百思不得其解:母亲用煎饼花儿,人民用助学金,供我们读十七年书,难道是为了让我们跟在地富反坏之后,忝列第九?我是何等懊恼烦闷啊!

前天,小妹对镜纠正日语发音,忽然说:“我的下巴就是比我女儿的宽,归根到底,我也是吃煎饼长大的,咀嚼肌格外发达。”

“你闺女不至于见了煎饼咧嘴就哭了?”我揭她的短。

“她最爱吃煎饼了。”小妹笑嘻嘻地说,“可你看,人家吃的什么煎饼?”

说着,她从桌上拿起一包塑料纸包装的糖酥煎饼。那是用小米加香蕉、菠萝、桔子、白糖制成的,比一般糕点还要昂贵的山东名产。“文化革命”前,只能从高级宾馆买到,现在,泉城处处可见。并成为小妹母女的日常早点了。

母亲不以为然,说:“如今,煎饼都成了甜的,咱可没摊过……”

变甜者岂止是煎饼?还有我们的生活!闭门独坐,读书攻关;醇酒对酌,笑语绵绵:你提了讲师,我升了工程师,她入了党;你的论文得发表,我的设计已过关,他开始学第三门外国语。一言以蔽之:学以致用,争做贡献……

我丢一块糖酥煎饼在口中嚼着,赞叹道:“香甜如饴,酥脆可口,这股甜蜜劲儿,真适合除四害后咱们老九的心境。”

三哥又挖苦我一句:“这饼真香!”

大家哄堂大笑。又一致断定:“这糖酥煎饼花儿不及母亲那有油有盐的煎饼花儿可口。”

“为什么呢?”我很感兴趣地问。

有的说,这煎饼甜得发腻,失去了做鲁中劳动人民主食的资格,因为山东人不嗜甜。

更多的却说,因为母亲的煎饼花儿引起大家对“早晨”的联想。

不是吗?那阵子,我们吃煎饼花儿,我们抢罩子灯亮儿,我们穿补丁衣服,弟弟拣哥哥的,妹妹拾姐姐的,清贫朴素,甚至不免寒酸。可我们这帮黄毛丫头、毛头小子,恰如初生的新中国,奋发向上,朝气蓬勃!我们多想再揣上煎饼,哼着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去扭大秧歌!那或许会使我们对失而复得的教书——读书权利加倍地珍视;那或许能令我们将十年创伤留下的瘢痕尽快消除;那或许使我们在大学讲堂、实验室中、手术台上,更多地想到民族殷切的期望,国家复兴的重责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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